作者序

　　作者序

　　幼時讀《三國演義》，對第一回的一段話“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印象極深。待讀到最后一回《降孫皓三國歸一統(tǒng)》時，覺得真如作者所說，東漢合久必分，三國分久必合;對此話也就更加佩服了。

　　以后學了一點歷史，卻對此話漸漸產(chǎn)生了疑問：從秦朝到清朝這二千年間，雖然確實時分時合，但未必都是分合的循環(huán)：至于分了多久才能合，合了多久又要分，就更難說了。至受業(yè)于季龍(譚其驤)師，開始研究中國歷史地理時，才感到要說清此話的實際含義實在很不簡單。不僅如此，對中國歷史上的統(tǒng)一和分裂以及與此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就連學術界還沒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不少長期被視為定論的話，其實并不符合基本的史實，或者不能正確地解釋中國的歷史。

　　這就使我萌發(fā)了在這方面作些研究的念頭。到了一九八八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約我為《中國政治文化叢書》寫稿，于是就將這幾年來的想法寫進了《普天之下----統(tǒng)一分裂和中國政治》一書。以后又在報刊上寫了幾篇文章，說了一些書中沒有涉及或沒有說清的話。

　　《普天之下》問世后，居然頗受讀者注意，過譽者有之，討論者有之，批評者有之，索書者有之，以為言猶未盡而要我再寫下去者也有之。其中不乏臺灣、香港的朋友。尤其令我感動的是，河南一位任先生兩次寄來了一二十萬字的意見和文章，香港中文大學的諸位同學因一時買不到此書而全本復印。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這個題目本身的重要性。統(tǒng)一分裂與我們國家的關系，無論說的是過去、現(xiàn)在還是將來，豈能不令國人重視和關心?

　　《普天之下》為了要納入“政治文化叢書”，不得不寫了一些與政治有關的內(nèi)容，其實這不是我的專業(yè)，更非所長，免不了會說外行話。現(xiàn)在利用《中華文庫》提供的機會，寫成這一專講歷史的小書。本書的基本觀點與前一本并無二致，只是在內(nèi)容方面作了補充，并盡量糾正已發(fā)現(xiàn)的錯誤。

　　對這樣的改寫，關心現(xiàn)實的讀者或許會感到失望;但如果他們能耐心地看完這本小冊子，相信對認識現(xiàn)實還是不無益處，現(xiàn)實畢竟是歷史的繼續(xù)。葛劍雄1991年10月15日將曉時于復旦大學寓所

　　引言

　　在世界歷史上，中國并不是最古老的國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國也不是領土最大的國家;但是中國卻在世界史上擁用獨一無二的地位。

　　翻開世界史，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埃及人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就有了歷法，這時中國正是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時期。蘇美爾人在公元前3500年有了楔形文字的雛形，埃及人在此時有了最初的圖形文字，并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開始了第一王朝，腓尼基人在公元前3200年形成了城邦，第一烏爾王朝于公元前三知年在幼發(fā)拉底河入海處出現(xiàn)，基什王于公元前2870年裁定兩河流域兩邦間的疆界爭執(zhí)并樹界石，埃及的第三王朝(公元前2780--2680年)開始建造金字塔。而中國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一般認為存在于公元前2550年前后。我們平時所說的“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指從黃帝時代以來這一歷史時期的一個約數(shù)，并不是正好有五千年。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地圖上，早已找不到蘇美爾人、腓尼基人、基什人的國家，也不會發(fā)現(xiàn)第一烏爾王朝的的蹤影。埃及作為國家的名字雖然還存在，但早已不是當年的主人了。從公元前1680年開始，西克索人、利比亞人、庫施人、亞述人、馬其頓人、羅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先后成為這塊土地的主人，原來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眾多的外來人中，就連從公元前3000年起就長期使用的埃及語也早成了消亡的語言。其他文明古國，如巴比倫、印度、羅馬等無不如此。而中國至遲在商代(商代以前的夏代的傳說是否確實，學術界沿無一致意見，姑且不論)已經(jīng)建立了國家，時間大約在公元前16世紀。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一個疆域遼闊的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從此，盡管也出現(xiàn)過內(nèi)亂、分裂、民族戰(zhàn)爭和改朝換代，但是以漢族(華夏族)為主體的多民族政權實體不僅始終存在，而且統(tǒng)一的疆域范圍越來越廣，最終凝聚為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并在18世紀中葉形成了中國的極盛疆域。

　　原蘇聯(lián)的領土是2240萬平方公里，為中國領土的兩倍多，但是如果拿這個國家疆域變化的歷史與中國相比，那就與現(xiàn)實的數(shù)字完全不同了。10世紀后半期，也就是相當于中國的北宋初年，東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基輔羅斯興起，擴大的領土，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國家。但到12世紀中葉，羅斯就分裂為許多小公國，1223年又被蒙古軍隊占有，成為金賬汗國的一部分，汗國通過俄羅斯王公進行統(tǒng)治，建立俄羅斯帝國。16世紀后半期，俄羅斯的疆域擴大到伏爾加河地區(qū);1667年，吞并東烏我蘭和基輔的事實得到了波蘭的承認;1775年取得黑海北岸地區(qū)，1783年奪取克里米亞。17世紀俄國擴張到亞洲，18世紀進入了遠東和中亞，19世紀從中國攫取了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至于原蘇聯(lián)的領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才最終形成。

　　領土面積略超過中國的加拿大和僅次于中國的美國，它們的歷史都只有二百多年，而它們的領土定形的時間就更短了。

　　因此，在今天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幾個國家中，中國是唯一擁有歷史悠久的穩(wěn)定疆域的國家。

　　回顧歷史，中國還有很多以同一性和延續(xù)性聞名于世界的紀錄：

　　漢族的前身華夏族，至遲在春秋時期(前722--前481年)已經(jīng)成為中國的主干民族，秦漢以后漢族作為中國的主干民族一直持續(xù)到今天。即使在其他民族成為統(tǒng)治者時，這種狀況也沒有改變。

　　世襲的君主制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夏朝，商朝(約公元前17世紀--前11世紀)的制度更已得到考古發(fā)現(xiàn)的證實。自從秦始皇確定皇帝的稱號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沿用了二千一百年。

　　以地球繞太陽一周為一年、以月球繞地球一周為一月的夏歷(農(nóng)歷)，雖然不時修訂，但一直使用了幾千年，至今仍在民間使用。自漢武帝開始以帝王年號為紀年的方法，比公元紀年早一百多年，一年不缺地排到宣統(tǒng)三年(1911年)。

　　倉頡造字的傳說雖不一定可靠，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的甲骨文卻證實了漢字至少已有了三千多年的歷史。早在春秋時期，漢字已經(jīng)成為中原政權和華夏民族的共同文字。秦以后，隨著中原王朝疆域的擴展，漢字的作用越來越廣。漢字的基本體系從未發(fā)生變化，在楷書出現(xiàn)以后，字形也基本未再改變。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更多，足以說明我們擁有一項舉世無比的遺產(chǎn)--統(tǒng)一，歷史悠久的統(tǒng)一：統(tǒng)一的國家、統(tǒng)一的文字、統(tǒng)一的紀年、統(tǒng)一的...，甚至統(tǒng)一的思想。這是一項多少人曾經(jīng)為之奮斗、為之犧牲、為之謳歌、為之自豪的偉大事業(yè)，也是現(xiàn)代中國人賴以安身立命并且不得不接受的遺產(chǎn)。

　　如果我們再深入地觀察一下歷史，還可以發(fā)現(xiàn)，在我們祖先的眼中，這樣的統(tǒng)一并不限于他們的國家、他們的民族，而是應該包容整個世界;之所以沒有做到，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沒有必要，因為在統(tǒng)一范圍之外的已經(jīng)不是文明社會。這種觀念統(tǒng)治著我們這個國家和我們的人民長達二千余年，至今還存在于一些人的心靈深處，引起一些人的追憶，令一些人陶醉。

　　但是這樣的統(tǒng)一觀在另一些人的思想中早已發(fā)生動搖，尤其是在西方列強用大炮轟開了大清帝國的大門以后;有人又進一步對我們這項遺產(chǎn)價值提出了疑問。到了20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面對日新月異又風云莫測的世界，有些人又感到這是祖宗留給我們的包袱，認為可以痛痛快快地扔掉。

　　這歷史悠久的統(tǒng)一，究竟是我們寶貴的遺產(chǎn)，還是我們必須卸去的包袱?都是，還是都不是?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做的恐怕應該是對歷史的回顧--站在今天中華民族的共同立場上實事求是地分析中國歷史上的統(tǒng)一、分裂和分治，全面認識它們對中國歷史的發(fā)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對今天的影響。

　　作為20世紀的中國人，我們無意尋求昔日的天下，無論如何這已經(jīng)是歷史;但今天的中國是昔日的天下的產(chǎn)物，無論你視為遺產(chǎn)還是包袱，都不能不接受。

　　作為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我們必須放眼未來的天下，在21世紀的世界上占有我們應有的地位。這就是我們再認識一下昔日的天下的目的--讓自己知道什么應繼承，什么該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