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xué)百家]晚清俠義公案小說的身體想像：解讀《三俠五義

　　晚清俠義公案小說的身體想像：解讀《三俠五義》

　　宋偉杰

　　晚清時代堪稱內(nèi)憂外患、眾聲喧嘩、話語雜糅的轉(zhuǎn)型期。面對這空前懷疑、困惑、挫敗與迎戰(zhàn)的氛圍，無論是《孽�；ā穼�賽金花女性身體的國族神話式挪用，還是《蕩寇志》對白人技師身體與技藝的制服，無論是閣老重臣、庶民百姓對紅燈照、白蓮教、義和拳勇士刀槍不入之身體的膜拜，還是晚清志士行刺暗殺、游俠心態(tài)的盛行——所謂游俠心態(tài)，即以烈士死士身體的犧牲，來消滅僚吏權(quán)臣的身體，從而在生理感官與象征的意義上，換來新制度與新人身體/實體的誕生，以及舊制度與舊人身體/實體的毀形——這形形色色的文學(xué)表述與風(fēng)靡一時的社會心態(tài)，所凸顯的正是對身體的關(guān)注。

　　本論文不擬探究晚清如是“國運飄搖風(fēng)雨如晦”的語境及其在人物身體上的折射，而是細(xì)讀晚清俠義公案小說的一個個案，即《三俠五義》的身體想象。《三俠五義》系列作為晚清時期流行甚廣的俠義公案小說之一種，無論原作與續(xù)作間的互文關(guān)系，即《三俠五義》（1879）以及兩部續(xù)作《小五義》（1890）和《續(xù)小五義》（1890）所構(gòu)成的敘事系列，還是主流學(xué)者的刪改修訂，即《三俠五義》經(jīng)晚清著名學(xué)者俞樾（1821－1907）之手重編而成《七俠五義》（1889），皆暴露出民間傳統(tǒng)/大眾想像與統(tǒng)治階層權(quán)力/主流意識形態(tài)之間借前朝(宋朝)故事，相互作用的結(jié)果。但另一方面，也是被眾多論者忽略的一面，《三俠五義》中還存在著俠客身體不馴服的征兆與為數(shù)不少的敘事裂隙。筆者關(guān)注《三俠五義》的身體想象，乃受惠于約翰?費斯克（JohnFiske）、巴赫金(M.Bahktin)、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艾柯(UmbertoEco)與德塞都(MicheldeCerteau)等人對大眾文化的分析。他們認(rèn)為，在大眾文化中，“身體”是處于被支配地位的個人乃至群體與宰制性權(quán)力與社會規(guī)范之間發(fā)生沖撞的角斗場與競技場。巴赫金關(guān)注的是拉伯雷筆下怪誕、夸張而具有民間狂歡節(jié)意味的身體形象，費斯克、巴特分析的是“摔跤世界”(wrestling)摔跤手的身(肉)體所具有的反主流意識形態(tài)控制、反社會規(guī)訓(xùn)的涵義，而艾柯與德塞都等喜歡用正規(guī)軍或占領(lǐng)軍與游擊隊員或散兵游勇之間的對抗，來說明發(fā)生在宰制性意識形態(tài)與大眾文化之間，圍繞身體所進(jìn)行的一場爭斗。如果我們將此類譬喻移用到俠義公案小說，我們不妨說這場圍繞俠客身體的爭斗，是發(fā)生在帝王之師或朝廷秩序與草莽俠客或者江湖準(zhǔn)則之間的對抗。

　　一、俠客身體與皇權(quán)秩序：何種程度的控制與臣服？

　　雖然《三俠五義》所代表的，究竟是“俠義”傳統(tǒng)與“公案”傳統(tǒng)的合流，還是貌合神離的并置，學(xué)者各有所見，但大家共享的看法，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的：“故凡俠義小說中之英雄，在民間則每極粗豪，大有綠林結(jié)習(xí)，而終必為一大僚隸卒，供使令奔走以為寵容，此蓋非心悅誠服、樂為臣仆之時不辦也”(著重號為筆者所加，后文筆者將對此作局部的置疑)。或如某論者所云，石玉昆在“天子腳下說書，內(nèi)容自然不可能有造反抗暴的意味，而只能成為替皇室奔走的英雄贊頌”。

　　在某種意義上，《三俠五義》堪稱主流意識形態(tài)縫合作用得以奏效的范例。因為從敘事結(jié)構(gòu)與敘事效果看，《三俠五義》似乎的確實現(xiàn)了“效忠朝廷”這一規(guī)范對俠客身體的有效控制。第四十八回“訪奸人假公子正法貶佞黨真義士面君”，盧方、徐慶、蔣平在錦毛鼠白玉堂大鬧東京與皇廷后，面見宋仁宗，此一幕頗具代表性。無論是“鉆天鼠”、“翻江鼠”被改成“盤桅鼠”、“混江鼠”這一馴化式命名，還是江湖世界的英雄好漢面見皇上之際“心中亂跳”、“匍匐在地”、“觳觫戰(zhàn)栗”的體態(tài)與心態(tài)，甚至盧方在天子面前說到“罪民可以勉力巴結(jié)”的應(yīng)答，都頗為典型地展露出江湖的自由身與朝廷的宰制權(quán)力面對面對峙時，前者的臣服姿態(tài)。

　　其他如第四十五回“義釋盧方史丹抵命誤傷馬漢徐慶遭擒”，鉆天鼠盧方初次面見包相，對身邊的展昭說道：“盧方乃人命要犯，如何這樣見得相爺？盧方豈是不知規(guī)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眾人無不點頭稱羨”。而后三鼠面見宋仁宗時，

　　盧方等絕早的，就披上罪衣罪裙。包公見了，吩咐不必，俟圣旨召見時再穿不遲。盧方道：“罪民等今日朝見天顏，理宜奉公守法。若臨期再穿，未免簡慢，不是敬君上之理。”包公點頭，道：“好，所論極是。若如此，本閣可以不必再囑咐了。”

　　盧方等再次“絕早地就披上罪裙罪衣”，這一刻，正是俠客的身體自覺披戴上皇權(quán)規(guī)范所施加的規(guī)訓(xùn)與懲戒的標(biāo)志。這是俠客個人的身體與朝廷秩序相遭遇、被束縛的時刻，也是俠客身體向皇廷秩序與規(guī)范認(rèn)同、臣服的時刻。

　　然而在朝廷護(hù)衛(wèi)的身份下，江湖俠客的身體是否已被徹底改造，并被成功結(jié)構(gòu)到忠義框架與君臣倫理中？《三俠五義》中主要的俠客，是否真的都如盧方這宋江式的人物一般，如此“心悅誠服、樂為臣仆”，心甘情愿為皇室奔走效命？同在三鼠面見圣上這一回，穿山鼠徐慶的舉止便已有歧義。當(dāng)天子問他如何穿山時，徐慶徑直答道：“只因我??”而蔣平在后面悄悄拉他，提撥道：“罪民罪民！”而徐慶聽了，方說道“我罪民在陷空島連鉆十八孔，故此，人人叫我罪民穿山鼠。”這是不識規(guī)矩或略識規(guī)矩的江湖好漢，被迫向皇帝自稱“罪民”為“我罪民”的時刻，是徐慶的“不正確”與天子的“縱容”所造成的一道關(guān)乎宰制性規(guī)范之曖昧與松動的敘事裂隙。而錦毛鼠白玉堂披戴罪袍的片段，則更耐人尋味。第五十七、五十八回，白玉堂即將面見包公，聽得“相爺請五弟書房相見”，“站起身來就要走”。若不是翻江鼠蔣平的提醒，白云堂斷然不會醒悟應(yīng)該著了刑具，穿上罪衣罪裙，才能面見相爺。此處白云堂的遺忘或者不自知，恰可暴露出在他的心目中，他并未像盧方、蔣平一般，有意識以罪民自視。朝廷秩序?qū)θ舾山�湖俠客身體的控制，是經(jīng)過一番波折，才終于奏效的。

　　二、敘事裂隙與身體快感

　　實際上，《三俠五義》中貨真價實的“心悅誠服、樂為臣仆”者，是趙虎之流的小人物。他們匆匆忙忙落草為寇，又匆匆忙忙投奔或者說效命朝廷，這在《三俠五義》的通篇敘事中，僅占極少一部分。關(guān)于莽漢趙虎的敘事段落，有一處頗可留意。第三十九回“鍘斬君衡書生開罪石驚趙虎俠客爭鋒”，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公孫策與展昭交談，說到白玉堂來京尋展昭之事。

　　公孫先生在旁聽得明白，猛然醒悟道：“此人來找大哥，卻是要與大哥合氣的。”展?fàn)數(shù)溃?ldquo;他與我素?zé)o仇隙，與我合什么氣呢？”公孫策道：“大哥，你自想想。他們五人號稱五鼠，你卻號稱御貓。焉有貓兒不捕鼠之理？這明是嗔大哥號稱御貓之故。所以知道他要與大哥合氣。”展?fàn)數(shù)溃?ldquo;賢弟所說似乎有理。但我這“御貓”乃圣上所賜，非是劣兄有意稱貓，要欺壓朋友。他若真?zhèn)�為此事而來，劣兄甘拜下風(fēng)，從此后不稱御貓，也未為不可。”眾人尚未答言。惟趙爺正在豪飲之間，聽見展?fàn)斦f出此話，他卻有些不服氣，拿著酒杯，立起身來道：“大哥，你老素昔膽量過人，今日何自餒如此？這“御貓”二字乃圣上所賜，如何改得？”

　　面對錦毛鼠白云堂公然的尋釁挑戰(zhàn)，展昭雖知其“御貓”之號為圣上所賜，卻寧可息事寧人，“從此后不稱御貓，也未為不可”。此段說法，竟以圣命為兒戲，視天子的命名為可有可無。以《三俠五義》的敘事規(guī)范，自會有旁人勸告展昭此言不當(dāng)。有趣的是，這一次的勸說者，既不是盧方、蔣平式或謹(jǐn)慎或精明的人物，也不是公孫策這樣深知規(guī)矩的相府主簿，倒是最為魯莽貪杯的趙虎，道出了“‘御貓’二字乃圣上所賜，如何改得？”這一服膺朝廷、看重圣命的解勸之語。相形之下，屢被詬病的南俠展昭，除了此次犯規(guī)之外，早在第二十二回“金鑾殿包相參太師耀武樓南俠封護(hù)衛(wèi)”參見皇上，也是包公越俎代庖，引薦在先，而展昭“到了此時雖不情愿，無奈包公已遵旨”，而不得不去。在第二十九回“丁兆蕙茶鋪偷鄭新展熊飛湖亭會周老”、以及第三十回“濟(jì)弱扶傾資助周老交友投分邀請南俠”中，他竟兩次與丁兆蕙公然談到內(nèi)中的矛盾與勉強(qiáng)。第三十回當(dāng)談及耀武樓親試三絕技，得“御貓”的外號兒時，展昭道：“至于試演武藝，言之實覺可愧。無奈皇恩浩蕩，賞了‘御貓’二字，又加封四品之職。原是個瀟灑的身子，如今倒弄的被官拘束住了”(著重號為筆者所加)。天子的寵幸并非榮耀自傲的資本，竟是可慚可愧、無可奈何的舊事。這并非展昭的托辭，而雙俠聽了此不忠之言，僅有一句輕描淡寫的勸解，隨即便轉(zhuǎn)向?qū)φ拐丫揸I寶劍的賞玩。第二十九回二人的一段對話，問題更多：

　　丁二爺?shù)溃?ldquo;家兄時常思念吾兄，原要上常州地面，未得其便。后來又聽得吾兄榮升，因此不敢仰攀。不料今日在此幸遇，實慰渴想。”展?fàn)數(shù)溃?ldquo;兄臺再休提那封職。小弟其實不愿意。似乎你我弟兄疏散慣了，尋山覓水，何等的瀟灑。今一旦為官羈絆，反覺心中不能暢快，實實出于不得已也。”丁二爺?shù)溃?ldquo;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理宜與國家出力報效。吾兄何出此言？莫非言與心違么？”展?fàn)數(shù)溃?ldquo;小弟從不撒謊。其中若非關(guān)礙著包相爺一番情意，弟早已的掛冠遠(yuǎn)隱了。”(著重號為筆者所加)

　　接受皇上與相爺?shù)亩鲗櫍瑑H僅是出于對情意的感報，而所謂的報效朝廷之職責(zé)，或是榮升策封之機(jī)遇，同“尋山覓水”、“疏散”“瀟灑”、不為羈絆的自由身相比，實在是難以匹敵。于是，《三俠五義》中的俠客義士雖有向朝廷暫時臣服的趨向，但展昭、白玉堂等人，更遑論一直游離于朝廷之外的北俠歐陽春，其身體與心態(tài)仍趨向江湖。而且，一旦朝廷的圣旨與江湖的道義發(fā)生沖突之際，是江湖的道義，更為俠客義士所尊奉。譬如第七十七回“倪太守解任傅京師白護(hù)衛(wèi)喬裝逢俠客”以及第七十八回“紫髯伯藝高服五鼠白云堂氣短拜雙雄”，白玉堂乃奉旨捉拿北俠歐陽春。深明朝廷規(guī)范的翻江鼠蔣平，這一次卻又提醒白云堂應(yīng)遵從江湖準(zhǔn)則，建議錦毛鼠叫杭州太守出張告示，于后半部分提到白云堂“雖則是奉旨，然因道義相通，不肯拿解，特來訪請”。一方面是“以欽命自居”，另一方面卻是“雖則是奉旨，然因道義相通，不肯拿解，特來訪請”。此處的矛盾與裂隙所暴露的，正是官方意識形態(tài)與江湖道義之間的關(guān)系曖昧處。而這一次的白云堂雖仍舊我行我素，卻因奉了圣旨、得了相諭，成為朝廷權(quán)力的代行人。“心高氣傲”與“奉圣旨或相諭”有所不同，前者為個人的習(xí)性，甚至是江湖世界縱容的習(xí)性，而后者卻是官方的命令。歐陽春以“點穴”奇功對白玉堂身體技藝的挫敗，實際上亦是對朝廷圣命的忤逆。而白云堂恍然而悟，心悅誠服，最終與北俠、雙俠暢談，“彼此以義氣相關(guān)，真是披肝瀝膽，各明心志”，再一次凸顯了江湖道義對朝廷秩序的勝利。

　　由此可見，江湖道義的踐行，正落實在俠客的言行舉止上。而俠客身體的相對獨立性與僭越性，其最佳體現(xiàn)，乃是白云堂等人冒犯式的“闖”之行為。“闖”是俠客身體對社會秩序的僭越�？臻g的逾越所帶來的快感是革命性的。曾是威儀森嚴(yán)、不得而入的王宮城堡、深宅大院，現(xiàn)在可以擅自闖入、恣意踱步，這是“解放”的具體明證，是對身體的刻意表現(xiàn)，也是讀者最可能從中獲得閱讀快感的敘事插曲�！度齻b五義》第十二回“展義士巧換藏春酒龐奸侯設(shè)計軟紅堂”，展昭身著夜行衣靠，帶上如意絲絳、百寶囊與問路石，私闖龐吉皇親花園一節(jié)；再如第八十一回“盜御冠交托丁兆蕙攔相轎出首馬朝賢”以降，黑妖狐智化盜取“天字第一號九龍冠”一節(jié)，等等，都凸顯了“闖”在俠義公案小說中的重要性。而《三俠五義》最迷人的僭越式的“闖”，體現(xiàn)在錦毛鼠白云堂身上：“甚么寄柬留刀，與人辨冤。夜間大鬧開封，與南俠比試。這還庶乎可以──誰知他又到皇宮內(nèi)苑題甚么詩，又殺了總管太監(jiān)。你說五員外胡不胡鬧？并且還有奏折內(nèi)夾紙條兒，又是甚么盜取黃金。”而宋仁宗不以為怒、反以為喜的姿態(tài)，雖則可以確證皇帝的圣明，以及宰制者靈活的控制，但更重要的是，白云堂身體屢屢僭越朝廷的規(guī)范與疆界竟被寬宥并或首肯，凸顯了這一系列段落與情節(jié)的狂歡與叛逆色彩。

　　有必要指出的是，《老殘游記》中老殘徑直闖入公堂，與白玉堂等人的“私闖”皇苑，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是“儒俠”或“江湖郎中”對政治權(quán)力的直接對抗，后者卻是江湖俠客的“暗”、“隱”行為。誠如北俠歐陽春對丁兆蘭所言：“凡你我俠義作事，不要聲張，總要機(jī)密。能夠隱諱，寧可不露本來面目。”可是這“暗”是相對于何者為暗？這“隱”又是對誰而隱？就某種意義而言，這是身體的自作主張，是對宰制性規(guī)范的躲避。大眾文化的身體想象，并非是對意識形態(tài)的直接對抗，而是迂回的、規(guī)避式的、暗地的僭越。

　　另外，俠客的身體亦可作為區(qū)分公案系列與俠義系列的圭臬之一，因為公案小說看重的是判官的“明察”，是推理、判斷等心智能力的卓越不凡，而俠義小說凸顯的是俠客身體的魅力與俠肝義膽的感染力。或者我們再推進(jìn)一步而如是發(fā)問：宋仁宗乃至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首肯，對俠客的身體(技藝)而言，究竟是決定性的，還是輔助性的？讀者、聽眾所津津樂道的（用費斯克的話說，正是大眾文化快感之所在處），究竟是歸順朝廷所帶來的顯赫與榮耀，還是俠客身體技藝的展示以及膽大妄為的僭越、脫序之舉？實際上，俠客身體的展示與表演，乃具有相對的自足性。金鑾殿三鼠獻(xiàn)技時，皇帝的贊賞，不過是一名特殊的觀眾，一名位尊權(quán)重的看客的反應(yīng)罷了。而真正吸引的讀者并引發(fā)讀者之快感的，可能是圣駕的恩典與策封，但更可能是三鼠的表演本身：盧方如猿猴一般的迅捷機(jī)靈，徐慶在萬壽山山窟間的肆意穿行，以及最為精彩的，蔣平潛水捉回天子金蟾、水上跪拜、踏水奔行的精湛本領(lǐng)。及至第一百零四回，蔣平在“碧澄澄回環(huán)往來，浪滾滾上下翻騰”、“冷颼颼寒氣”侵人肌骨的逆水寒泉中，撈得顏大人印信一節(jié)，這印信本身，便已成為測試翻江鼠技藝的有趣難題，從而在俠客為清官效力這一層面上，又疊加了一層身體“游戲”的意義。這一“游戲”向度，在蔣平智盜柳青簪子一節(jié)，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在第一百一十回“定日盜簪逢場作戲先期祝壽改扮喬裝”中，蔣平等人剛剛盜出白玉堂的骨殖，而悄然獨自吊孝的白面判官柳青對他們遲遲不為錦毛鼠報仇大為不滿，嘲笑蔣平“畏首畏尾，躲躲藏藏，不過作鼠竊狗盜之事”。而蔣平為制伏柳青，乃打賭偷盜柳青頭上之簪，并以三日為限。至第一百十五回，蔣平以智謀盜來且還回簪子，令柳青醒悟：“這人的智略機(jī)變，把我的喜怒全叫他體諒?fù)噶?rdquo;，從而心悅誠服。此處的比試，再一次相對獨立地展示了俠客身體的技能與機(jī)智，而成為“名臣大吏為中樞，以總領(lǐng)一切豪俊”這一主導(dǎo)性敘事之外的“旁支末節(jié)”，一處游戲式的、妙趣橫生的身體想象。

　　就身體想象的豐富多采與桀傲不馴，《三俠五義》尚不能及元、明小說四大奇書之一的《水滸傳》；而就身體想象的國族政治涵義，它根本無法企及于民國時期向愷然的《近代俠義英雄傳》等。在國門已開、老大帝國開始向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轉(zhuǎn)型的時刻，《三俠五義》仍舊寓于京都自閉的一角，封鎖在華夏文化內(nèi)部，借前朝故事構(gòu)造、延續(xù)著民間傳統(tǒng)某一支脈的身體想象。但俠客身體與皇權(quán)控制之間表面的共謀與壓抑不住的緊張，換言之，《三俠五義》中俠客身體的臣服、順從、不滿、犯規(guī)與僭越，仍舊提示出(故事所講述的)前朝與(講述故事的)當(dāng)下其社會文化秩序貌似穩(wěn)定中的幾絲松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