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老舍之死:血衣殘片入葬 誰是幕后元兇？

　　關于老舍之死
　　1966年8月24日，中國著名作家、人民藝術家老舍在北京逝世，享年67歲。他曾任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代表作有《駱駝祥子》、《茶館》、《龍須溝》、《四世同堂》、《正紅旗下》等。今年2月3日是老舍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日。本文選摘自《瞭望新聞周刊》和《天津日報》。

　　血衣殘片入葬

　　舒乙、舒濟、舒雨、舒立打開了父親的骨灰盒，里面沒有骨灰。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太平湖自盡后，火葬場將他的骨灰遺棄。當時北京市文聯(lián)出具的證明函稱:“我舒舍予自絕于人民，特此證明。”

　　“文革”結束后老舍獲得平反，人們臨時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排了一個靈堂，桌上放了兩個骨灰盒，其中一個盒前有一張老舍的畫像，盒里有老舍用過的兩支筆和一副眼鏡，還有一兩朵小花。

　　這一情形與老舍之父相似。1900年，老舍之父——守護北京城的小卒，死于與八國聯(lián)軍之戰(zhàn)，遺體未得保存，衣冠冢里只有他臨死前脫下的一雙襪子。

　　舒乙往父親的骨灰盒里放入一塊木牌，上書“老舍先生生辰八字和血跡”，再將生辰八字牌放入，上書“舒慶春字舍予筆名老舍生于戊戌年臘月二十三日申時”。然后，他舉起了老舍受難時的血衣殘片，那是1966年8月23日老舍在北京孔廟遭毒打后留下的遺物，家人保存了39年。舒乙將血衣殘片放入骨灰盒，以替代父親的肉身。同時放入的還有老舍生前用過的毛筆和他最喜歡的香片茶。最后，親人們往骨灰盒里撒入干菊花。

　　墓室培土之后，舒乙面對來到這里的各界人士，有的是老舍夫婦的生前友好、所在單位的代表，有的是老舍研究會、老舍紀念館的工作人員，還有專程從日本趕來的友人，朗讀了老舍寫于1938年的《入會誓詞》。

　　老舍當年入的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他以最高票當選為協(xié)會理事，在《入會誓詞》中說:“我是文藝界的一名小卒，十幾年日日夜夜操勞在書桌上和小凳之間，筆是槍，把熱血灑在紙上�？梢宰园恋牡胤剑�只是我的勤勞；小卒心中沒有大將的韜略，可是小卒該作的一切，我確是作到了。以前如是，現(xiàn)在如是，希望將來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贈我一塊短碑，刻上:文藝界盡責的小卒，睡在這里。”

　　舒乙對《瞭望新聞周刊》說，讓父親的愿望成真，是兒女們的一大心事。4年前，母親胡絜青去世，骨灰一直暫放家中。兒女們從去年開始籌劃將父母合葬，得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的支持。老舍的骨灰盒從骨灰堂遷出入土，可為人們提供一個公開憑吊的場所，這也免去了以往的遺憾。

　　安葬老舍夫婦的革命公墓一區(qū)，長眠著許多近現(xiàn)代名士，包括任弼時、瞿秋白、歐陽予倩、李可染、侯寶林等。他們有的生前與老舍相識，有的還是至交。

　　研究老舍之死的困惑

　　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研究員傅光明來到八寶山參加老舍夫婦葬禮。在“老舍之死”的研究中，他是一位著名人物。他剛剛完成博士論文《老舍之死與口述歷史》，并通過答辯，中國第一篇研究老舍之死的博士論文從此問世。

　　傅光明傾十余年之力完成了這項研究，走訪了幾十位老舍之死的見證人。“最初的動機就是想為歷史留下痕跡，做歷史的書記員。”傅光明對《瞭望新聞周刊》說，“只有記錄歷史、研究歷史，才能反思歷史。”

　　傅光明說，在這項研究中他面臨巨大困惑:“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敘事，有的人明明是在說謊，你又很難去質(zhì)疑他。有的可能就是道聽途說，沒有真實性可言。這樣的話，哲學意義上的思考將像紙一樣不堪一擊。而我所做的就是尋找并對照不同的版本，得出自己的敘事。”

　　舒乙是傅光明的博士生導師，也是老舍之死的重要見證人。舒乙曾寫了一篇文章，追憶父親逝世前的情況:“病愈出院，醫(yī)生囑他在家多休養(yǎng)些日子，他卻急著上班。命運無情地嘲弄了他的獻身精神，著急啊，著急，事與愿違，他竟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奔向了生命的終點。”

　　1966年8月23日是老舍病愈后上班的第一天，紅衛(wèi)兵在成賢街孔廟焚燒京戲戲裝，老舍被從單位拉去陪斗。“在孔廟，父親受傷最重，頭破血流，白襯衫上淌滿了鮮血。”舒乙寫道:“他的頭被胡亂地纏上了戲裝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樣子甚可怕。聞訊趕來的北京市副市長，透過人山人海的包圍圈，遠遠地看見了這場駭人聽聞的狂虐。他為自己無力保護這位北京市最知名的作家而暗暗叫苦”，“父親使足了最后的微弱的力量，將手中的牌子憤然朝地下扔去，牌子碰到了他面前的紅衛(wèi)兵的身上落到地上。他立即被吞沒……是的，被吞沒了……”

　　次日，不堪凌辱的老舍從家中離開。舒乙身披父親的血衣，奔國務院接待站呈遞冤情，周恩來設法尋找老舍，沒想到等來的竟是死訊。“父親死后，我一個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過一個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臉，拉了他的手，把淚灑在他滿是傷痕的身上，我把人間的一點熱氣當作愛回報給他。”

　　2001年1月9日，傅光明和夫人鄭實找到了一位當年參與孔廟事件的北京女八中紅衛(wèi)兵頭目，這個50多歲的婦女1966年才17歲。她說:“打老舍的是個老初三的學生。我沒讓打老舍，我只讓打了蕭軍”，“我沒有碰過老舍一個指頭……當時沒考慮到會出人命什么的。”

　　傅光明問:“您是什么時候知道老舍自殺的？”她答:“后來過了很長時間才知道老舍自殺了，聽說就是在被我們批斗之后。我很內(nèi)疚。后來又聽說還有另一個學校也斗老舍了，心里覺得好受一點了。”

　　傅光明問:“文革結束后，有沒有想過去給老舍的家人道歉？”她答:“想過，但不知道該怎么說。”接著，她就哭了。

　　傅光明問:“您有沒有想過要改名字？”她答:“沒有，沒有那么嚴重。我還不是千古罪人，因為我覺得當時對老舍的態(tài)度還是同情的。但我有沉重的感覺，也覺得有責任把當時的情況說出來。有機會，希望能向蕭軍和老舍的家人道歉。”

　　傅光明和鄭實在采訪日記中寫道，“2001年的除夕，我們打電話給‘她’拜年。并告訴‘她’，傅光明已替‘她’向老舍和蕭軍的家人道歉了。‘她’十分感激。”

　　墓座上的波瀾

　　老舍一周年忌日時，太平湖畔出現(xiàn)一截小碑，上刻“人民藝術家老舍先生辭世處”，署“許林邨敬立”。許林邨是一位畫家，住在距太平湖不遠的一條胡同里。后來他回憶道，由于老街坊們暗中保護，“文革”中他未因此闖禍�？瘫畷r，“每天深夜干。背著家里人，更不能讓外人知道，所以不敢出大響動”。

　　1967年8月24日凌晨，許林邨扛著碑來到太平湖畔，與一位朋友將它立下，然后默哀，“只當是給老舍先生開了個有兩個人出席的追悼會”。

　　老舍之友、日本作家井上靖1970年寫了一篇題為《壺》的文章懷念老舍，說他終于領悟了老舍曾講給他們聽的中國人寧肯把價值連城的寶壺摔得粉碎也不肯給富人去保存的故事。日本作家開高健以老舍之死為題材寫了一篇題為《玉碎》的小說，獲1979年川端康成獎。

　　1970年，地鐵要修車輛段，北京西北城墻外的太平湖就勢被城墻的灰土填平。在“文革”中，許多人步老舍后塵，投太平湖自盡。

　　一次舒乙和冰心聊天，冰心說:“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舒乙問:“您怎么知道？”她不假思索地說:“他的作品里全寫著呢，好人自殺的多，跳河的多。”

　　一位作家的命運，與他作品中的人物命運相連，引起研究者的關注。舒乙在父親逝世20周年之際寫了一篇文章:“由老舍先生投湖自盡時算起，整整20年過去了，湖面上激起的波瀾，竟會越來越大，至今，只見那波瀾還在一圈一圈地擴展，君不見描寫老舍之死的作品最近不是又出了好幾部嗎？這——由一個人的死所引發(fā)的延綿不斷的愈演愈烈的波瀾，說明的卻完全是另一回事:生命，的確是永不停息的。”

　　舒乙就把這一圈圈波瀾刻在了父親的墓座上。去年3月6日在荷蘭上演的歌劇《太平湖的記憶》，是這波瀾中的一環(huán)，劇作家曾力與傅光明聯(lián)手，與旅法作曲家許舒亞合作，將“老舍之死”搬上歐洲舞臺。荷蘭歌唱家以中文完成演出，觀眾被劇中情節(jié)感動落淚。

　　關于老舍之死，舒乙說：浩然在說謊

　　《天津日報》刊登了宋安娜等三人對老舍先生之子舒乙的訪談錄——《關于老舍之死》。說是“文革”初期擔任北京文聯(lián)革委會主任的浩然如是說:“老舍夫人聽到老舍自殺的消息后，反應冷淡，說死了就死了唄！”

　　舒乙說:浩然在說謊！實際上是浩然心里有鬼！想掩飾他個人的責任。老舍在投湖的前一天受到紅衛(wèi)兵的摧殘和侮辱，當晚是我母親把他從派出所接回家的，為他脫下了血跡斑斑的上衣。投湖辭世，事也是母親和我操辦的。老舍失蹤，母親讓我去找周總理。盡管天氣炎熱，我還是把父親的血衣穿在里面，連夜趕到國務院，一位接待我的軍官看了血衣�；丶液螅�就接到總理辦公室的電話，說總理已知道了此事，他非常著急，將派人盡力尋找先生。家屬對先生焦急的程度，絕不像浩然所講的那樣。另外，浩然還提到草明說老舍把《駱駝祥子》的版稅賣給美國人，得了美金。于是導致了紅衛(wèi)兵對老舍的迫害。當時年輕的中學生，以為拿了差不多就是接受了美帝的骯臟錢；他們哪里知道，解放前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作家，稿酬不拿美元，難道要拿蔣介石的坑害了幾億中國人的該死的金元券嗎？那時還沒有人民幣呢。

　　舒乙認為對老舍之死，可以采取兩種態(tài)度，一是沉默，二是懺悔。作為革委會主任，浩然的責任，他怎么一點兒也不談？反說家屬麻木；我們要控訴他，甚至要起訴他！他用造謠的方式，無恥地攻擊95歲的老舍夫人。作為家屬，我們很寬容，我現(xiàn)在原諒草明，她已經(jīng)老了。但浩然和浩然們(這個復數(shù)詞——“們”，舒乙用得好，真切而傳神)，沒有任何自譴的能力，他們對這場民族大劫難，一筆帶過，輕描淡寫，向上一推了事；這已成了一個可悲的通病。

　　舒乙在1988年初曾經(jīng)贈我一部由他主編的《老舍之死》。這是一部飽含著血淚、懷念和反思的沉重的書。最早寫紀念老舍之死文章的不是中國人，而是1967年由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寫的《蟋蟀葫蘆》(文潔若譯)。中國最早寫懷念老舍文章的是在12年之后的1979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報》上發(fā)表的《隨想錄》。巴金說:“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們更重視老舍的悲劇式的死亡，他們比我們更痛惜這個巨大的損失。為老舍昭雪平反的骨灰安放儀式一直拖到1978年6月才舉行，而且骨灰盒里也沒有骨灰。甚至在1977年上半年還不見誰出來公開替死者鳴冤叫屈。”巴老還在《老舍之死》的代序中說，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為！也可以說這是“士可殺不可辱”，是中國知識分子有骨氣的表現(xiàn)！

　　《蟋蟀葫蘆》中有一段話講得耐人尋味，水上勉說:“中國封建貴族設專人飼養(yǎng)蟋蟀，并且以蟋蟀之間互相殘忍的惡斗死咬，來解悶取樂。”

　　中國作家里，有沒有靠別人的鮮血和生命，或解悶取樂，或博得虛名，或保存自己，從而進行政治賭博的偽幣犯呢？我不敢妄斷。因為歷史檔案，尚未解密。但像康生、姚文元那樣的職業(yè)殺手和金棍子梁效、羅思鼎那樣被江青豢養(yǎng)的御用文人，中國知識分子是以家破人亡的血和淚來領教其殘忍和獸性的。江青的寵臣和給他寫效忠信和勸進表的人，早已解密，其尊姓大名，白紙黑字，賴是賴不掉的。不過這些人的作品，幾乎都是馬尾穿豆腐——提不起來。為什么呢？因為他們的那點小聰明，都在誣隱、投機、告密和整人的心術中用得干干凈凈，等到動手創(chuàng)作時，江郎才盡了。他們還沒有一邊出杰作，一邊充當劊子手那個本領。

　　我個人不能代表任何一個讀者表示對哪一個作家的好惡。我只知道我自己。中學時代就看過《駱駝祥子》、《離婚》……老舍的若干代表作。他的良知、幽默、情趣、京味兒、語言和勤奮……特別是那可親可愛的平民骨氣(例如丁二爺、常四爺、老趙……他筆下的警察，也多是穿官家衣服的善良的平民)，令人由衷嘆服！他一再叮囑新鳳霞給發(fā)配到北大荒的吳祖光寫信，充滿了豪俠氣和人情味。風格即人。像《茶館》那樣的經(jīng)典，浩然們有幾人能寫得出來？

　　誰是批斗老舍的幕后元兇？

　　浩然和楊沫曾分別發(fā)表文章，明確指認侯文正在“8.23”那天打電話調(diào)紅衛(wèi)兵到文聯(lián)造反；把老舍從人群中揪出來；親自批斗老舍，問他掙多少錢；老舍被從孔廟拉回文聯(lián)以后，已是晚7點多鐘，但侯文正依然不讓大家走，對老舍進行了新一輪的批斗。侯文正則鄭重聲明，他們所指責的這些活動都是不存在的。而且，三個他都不認識的證人所提供的證詞，也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侯文正始終覺得，在“老舍之死”這件事上，他一直蒙受著不白之冤。在1984年到1985年整黨和核查“三種人”的過程中，中共山西省委辦公廳調(diào)查了17個月之久，“四次赴京，一次赴長治，歷時一年零五個月，到過35個單位，走訪了67位同志，證明材料30件，有關文件、復印件7件，基本查清了侯文正同志的問題”。最后，在做出的審查結論材料中，認為“8.23”事件不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事件，而是幾件極“左”行動偶然發(fā)生在一天的巧合。“通過調(diào)查了解未發(fā)現(xiàn)一個總的負責人”�？梢哉f，對侯文正的揭發(fā)最后是以組織結論的形式被否定了。而“8.23”事件的當事人和受害者之一的蕭軍的女兒蕭耘，從父親留下的兩份彌足珍貴的資料《“文革”中蕭軍致中共中央有關領導信件(摘錄)》和《“文革”中“專政組”指令蕭軍寫出的〈我的再一次檢查和自我批判〉(摘錄)》分析判斷，“認為‘8.23’事件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