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蒙元史研究概述

　　蒙元時代可以說是最具世界性及種族文化多元性的時代。由于蒙元時代歷史和世界歷史有關,蒙元史研究早已成為一門世界性學問。所以,目前許多國家學者都從事蒙古帝國和元朝的歷史研究。
　　對韓國學者來說,蒙元史具有非凡的意義。在韓國先人留下來的有形或無形的遺產中保存了不少有關這一代的史籍,例如,《高麗史》、《高麗史節(jié)要》、《朝鮮王朝實錄》等官撰史書。另外還有,《益齋亂藁》、《拙藁千百》、《圓鑒錄》等高麗末年一些官僚文人僧侶的文集,以及《樸通事諺解》、《老乞大諺解》、《龍飛御天歌》、《東文選》、《東國兵鑒》等典籍和族譜、碑文、文書等。在這些史料中保存了不少不見于其他記載的重要歷史事實,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令人遺憾的是,對這些史籍的價值,至今尚未有人作出全面檢討。
　　韓國史學界對有關蒙元史方面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以蒙古入侵和在蒙元支配下的高麗以及麗元關系為中心進行的從韓國史視角出發(fā)的研究。長期以來,在研究蒙古入侵時期高麗社會以及朝鮮社會方面,積累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在研究韓國歷史過程中所出現的蒙元史研究的成果,由于基本上繼續(xù)了傳統時代的記述,相對集中在出于民族主義觀點的對蒙抗爭史、朱子學接受問題為中心的非蒙古的漢族文化課題上,只是附屬于韓國史研究中的一部分。因此,對于研究大蒙古國以及研究元朝歷史貢獻不是很大。

　　第二,真正的蒙元史視角的研究。在第一代韓國蒙元史研究者中,首先應該提到的是高柄翊先生。他在二次大戰(zhàn)以前留學于日本東京大學,受到日本蒙古史研究的影響。他的《伊斯蘭教徒與元代社會》一文,可以說是韓國這個研究領域的開山之作。該文和其后發(fā)表的《元代的法制》、《麗代征東行省的研究》等,迄今為止,仍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另外,奠定韓國東洋史學基礎的金庠基,以及在研究北方民族史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績的李龍范先生也都是20世紀60年代有代表性的學者。麗元交流史成為20世紀60年代研究的一個主流,這與當時的民族主義覺醒有關。1965年11月擁有約30名會員的東洋史學會正式成立,對韓國蒙元史研究發(fā)展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70年代,最大的變化可以說是出現了第二代學者。如金貴達、金種圓,還有專門研究麗蒙交流史的周采赫、研究蒙元時期軍事制度的南相亙。另外還有吳貞愛、鄭仁在等。
　　80年代的研究者同前輩相比,比較輕易吸收海外的研究成果及材料。這個時期重要的學者,有從研究蒙古幼子繼續(xù)制度而獲得碩士學位的孫賢淑,研究元代漢人士大夫追求新問題新意識的李玠奭,專門研究蒙元制度史的柳在成,另外,有金九鎮(zhèn)、高昌錫等。這時期值得一提的是,周采赫以研究洪福源一家而開始,80年代以后在蒙元史的領域發(fā)表了較多的研究成果。非凡是《元朝官人層研究》(1986)一書,可以說是韓國史學界研究蒙元史以來的最大成果之一。

　　90年代以前,韓國從事蒙元史研究者除了漢文材料以外,大多不能直接閱讀域外史料的原文,因此在史料利用及翻譯方面都有種種問題,導致其研究頗有局限。這種情況在90年代前后大有改善。一些留學歐美并把握了研究蒙元史所必需的語言知識的學者,從事教學活動并培養(yǎng)了一些學生。比如,專門研究中亞史的學者金浩東除了培養(yǎng)學生以外,還翻譯有關古代蒙古史的重要史籍,為韓國蒙元史研究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另外,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學習烏拉爾—阿爾泰語系語言的柳元秀以翻譯《蒙古秘史》等著作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條件。樸元吉把握了古代蒙古語,這使他因對成吉思汗帝國的研究順利獲得了博士學位。最近,宋京根在埃及以《蒙古對東部伊斯蘭世界的侵略(1206-1258)》一文而獲得博士學位。從此有了利用阿拉伯文史料進行研究的人才。這說明韓國蒙元史學界對于蒙元時代的各種文獻史料已具備了進行獨立研究的能力。

　　1990年12月,周采赫、南相亙、樸元吉等首倡成立蒙古秘史學會,他們定期舉行研討會或者到蒙古進行實地考察。后來,這個學會發(fā)展成了韓國蒙古學會。他們創(chuàng)辦《蒙古學》、《韓國蒙古學術研究》等雜志。與此同時,韓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也使韓國蒙元史研究的環(huán)境大大改善。韓國檀國大學開設了專門的蒙古學科也有非凡的意義。另外,蒙元史相關的研究者,或者研究高麗時代的學者的相關研究也有增加的趨勢。
　　下面,分政治制度史、社會經濟史、思想文化人物、對外交流史等幾個專題對韓國蒙元史研究作一簡述。

　　一、政治史和制度史

　　高柄翊《元代的法制——蒙古習慣法與中國法的相關性》(《歷史學報》3,1953)一文,闡述了元代法制的性質。他的《高麗忠宣王的元武宗擁立》(《歷史學報》17、18,1962)一文,分析了元成宗去世以后發(fā)生的帝位爭奪戰(zhàn),探討了高麗忠宣王在擁立武宗即位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和高麗王朝對這一事件的對應姿態(tài)。
　　李龍范《奇皇后的冊立和元代的資政院》(《歷史學報》17、18,1962)一文,具體探討了奇皇后勢力日盛的經過、原因,以及在此過程中資政院的活動。80年代中期,周采赫采用計量學的方法,發(fā)表了一系列關于元帝國支配階層的身份構成方面的論文,如,《元帝國下的漢·南人(上)與支配層構造關聯》(《東方學志》45,1984)、《元帝國下的漢·南人(下)與支配層構造關聯》(《東方學志》49,1985)、《元帝國下的色目官人以支配層構造與關聯》(《領土問題研究》,2,1985)、《元帝國下的色目官人與南人官人以支配層構造與關聯》(《學林》7,1985)、《元朝色目官人的種族構成研究》(《東方學志——閔泳圭教授古稀記念論叢》,1987)、《游牧史上的蒙古以元朝色目官人的種族構成為中心》(《東洋史學研究》25,1987)等。在這個領域上貢獻很大。
　　金浩東《蒙古帝國的形成與展開》(《講座中國史3》,知識產業(yè)社,1989)在國內外的研究成果基礎上,探討了成吉思汗帝國的成立過程及帝國的構造和征服戰(zhàn)爭的進行方式,涉及到蒙古帝國的分裂原因等問題。他的《貴由與他的時代》(《近世東亞洲的國家與社會》,知識產業(yè)社,1998)對于在東西方的大部分史料上受到否定評價的貴由,他提出了新的看法。通過對拔都和貴由的不和、貴由的即位、他的統治內容、他的忽然的死亡等一系列的事件的分析,認為窩闊臺汗系的沒落和拖雷系的掌權意味著蒙古帝國統一體制開始分裂的序幕。樸元吉《蒙古古代史研究》(1994)一書,利用《蒙古秘史》、《史集》、《圣武親征錄》等史料,全面、系統地探討了蒙古族的起源、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部的過程以及蒙古帝國成立經過及其特征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