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史學歷程回顧

　　本世紀許多史學名家，從個體看，他們有的注重宏觀闡發(fā)，以縱攬大局取勝;有的則專擅實證，以具體而微見長�；蚣ぴ剑�或苛刻，或冷峻，或?qū)捜�，取向、思路各各不同。但透過編纂形式或個性風格，綜合其整體精神，圍繞的是同一主題，即面對現(xiàn)代化挑戰(zhàn)的壓力，重新認識中國。壓力轉(zhuǎn)化為推動變革的動力，使史學呈現(xiàn)出前此從未有過的蛻變，走過了為新史學艱辛創(chuàng)業(yè)的百年(注：本文為《走向世界與中國情懷 ——“中國史”世紀學術(shù)回顧》的續(xù)篇。有關(guān)世紀史學的主題及圍繞主題展開的思想路向，請參見上篇。

　　新史學：對科學實證的追求

　　新史學最初是以近代科學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決定性的時間要到30年代后期。用科學主義的態(tài)度重新審視中國歷史，還原客觀的中國歷史(那時稱“重建中國歷史”)，這是當時新史家最崇尚的潮流，也是與舊史學賴以區(qū)別的標志。

　　在這方面，傅斯年先生的功績最大。這倒不完全是指他個人在史學上的成就(如夷夏東西說、性命古訓辯證)。胡適對傅的評論最確，說“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lǐng)。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lǐng)袖人物“(《傅孟真先生遺著序》)。盡管今天的青年學子恐怕很少知道，但中國現(xiàn)代史學史已經(jīng)鄭重地記下：從1928年起，傅斯年先生把主要精力都傾注于學術(shù)行政，創(chuàng)建并長期主持了中央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第一個史學研究專門機構(gòu)，業(yè)績輝煌。據(jù)說他當時曾想邀另一位先生出任所長，那位先生不肯，且說：“第一流人做學者，第二流做教師，第三流才去做官。”傅先生當即大笑：“看來那只好由我自己來做了。”他本可以做成煌煌的第一流學者，卻最后選擇了辦所。然而正是靠著先生的行政天才和人格魅力，特別是學術(shù)開拓、動議策劃的非凡識力，在他連任的22年里(至1950年病逝止)，匯聚并成就了近世實證最有成績的一大群史學名家。胡適說他是實行了英國培根所講的“集團研究”的方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進國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在中國做到了(《傅孟真先生的思想》)。還有一點也極為重要，就是傅斯年所倡導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書面的、實物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支配了大半個世紀實證最有成就的史家治學路向，影響深遠。他是中國考古的偉業(yè)——安陽發(fā)掘和清內(nèi)檔明清史料、《明實錄》整理等重大工程的發(fā)起者和組織者。他在上半個世紀確實無愧為中國史學界的領(lǐng)袖人物，中國新史學事業(yè)的重要奠基者。這樣的學術(shù)組織天才，能不能說是“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下結(jié)論或許尚早，似乎只能靠最后的“實踐檢驗”了。

　　但在此之前，還有一個情節(jié)、一位人物不應忘記，那就是對新史學的創(chuàng)建起過“清道夫”作用的顧頡剛先生，以及由他一手掀起的“疑古”風波。

　　以懷疑開道，是新學科產(chǎn)生的常規(guī)。懷疑不僅總與實證結(jié)伴而行，而且它恰恰是科學革新的前提。有了懷疑，才激發(fā)起新的實證要求。在傅斯年創(chuàng)建史學“集團” 之前，先有對“古史”真?zhèn)蔚囊粓龃筠q論，說明新史學的產(chǎn)生有其內(nèi)在的邏輯。因此，20年代的《古史辨》論戰(zhàn)，我是把它看作新史學誕育的陣痛期。

　　顧的“疑古”，除了科學主義的外來思想背景外，還包含著關(guān)乎中國本土學術(shù)的重大突破：在中國歷來“經(jīng)學即史學”的背景下，史學必須先叛離、擺脫經(jīng)學的桎梏，才有重新審視和論析中國歷史的可能。假若還是剿襲“六經(jīng)皆史”的陳說，不清理層累地積淀于國史里的種種“意識形態(tài)”污染，后人最多只能在顧炎武這樣的舊史學的基地上加加減減，哪來超越?哪來新史學?圍繞著《古史辨》展開的那場論戰(zhàn)，雖然沒有“真正的結(jié)果”(頡剛語)，但它無疑是一次史學上必不可少的思想解放運動。

　　明乎此，我們就沒有理由為“古史辨”派某事某書的論斷“過頭”，而對疑古這一宗旨大加懷疑。說實在的，即使到了今天，地下發(fā)現(xiàn)比從前大大豐富了，我們?nèi)匀粵]有理由抹煞古人有對史作偽的事實。這類事后來的歷朝歷代也都有，如蘇洵的《辨*論》、高拱的《病榻遺言》等等。否則，史家對史料鑒別這一基本環(huán)節(jié)，不就可以從史學中取消?!我很懷疑，有沒有“走出疑古時代”的一天?史學存在一天，懷疑包括質(zhì)疑剛剛過去的“史實”永遠也不會了結(jié)。至于有人說偽書也有史料價值，這完全是另一個話題。反問：不明其偽書，何來另一層意義的“利用”?

　　當時胡適、錢玄同，也還有傅斯年，都對顧頡剛的一系列疑古舉動予以特別的支持。傅斯年從歐洲寫回的信里，給了頡剛的疑古綱領(lǐng)充分的肯定，稱“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累層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以至認為“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你們(指搞史學的朋友)無論再弄到什么寶貝，然而以他所據(jù)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終不能不臣于他。”(《傅斯年選集》“與頡剛論古史書”)。

　　大約在1926年歸國后，傅氏開始疏離“疑古”，路向一變，轉(zhuǎn)而專致于倡導科學實證。用他自己的話，叫做“從懷疑到重建”(1925年致顧頡剛信)。而這一轉(zhuǎn)折也正合著發(fā)生學的邏輯——由破壞到建設的節(jié)律，新史學就是在這一過程中慢慢成形的。

　　用什么重建?當時的口號，就是胡適提出的“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這一主張在史學的真正實踐，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傅斯年創(chuàng)辦史語所。科學主義是否能成功地解決對中國歷史的重新認識，獲得一個確定不移的客觀的、真的中國歷史?看起來，我們的前輩中有不少人曾是篤信不疑的。

　　例如傅斯年先生當年有三句話震動一時：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本是史料學，史學只是史料學。建國后，凡是附和這話頭的，無不挨批判。實際就在1928年建史語所的那個“綱領(lǐng)性文件”里，傅“大炮”的火力還有比這更猛烈的。文末是這樣作結(jié)的：“我們高呼：一、把些傳統(tǒng)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它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二、要把歷史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zhì)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tǒng)在中國!”

　　不瞞諸位，最初讀著這些已經(jīng)陌生的話語，特別到“要把歷史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zhì)學等同樣(科學和精確)”，我私下曾不免發(fā)笑過：真天真!等讀到寅恪先生的教訓：“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方感受一種愧疚不安。

　　為了說明這一層意思，先得回到前面說過的“學術(shù)”與“思想”的關(guān)系上來。史學總有兩個層面，客觀的和主觀的。新史學的創(chuàng)建，無疑地首先會帶上主體參與者的主觀色彩。這不僅是指他們史學研究的動機、價值取向，而且還包含了他們用什么不同于前輩的觀念、方法，去質(zhì)疑舊史，重估國史。

　　說到治史的動機，在它的背后，或明或暗地總隱含著各自的價值評判標準。如此，世紀初的思潮，必不可免地要帶進新史學的初建過程里來，牽涉到“主義”之爭，或者象現(xiàn)在說的，牽涉進關(guān)于“西化”與“現(xiàn)代化”之類路向的爭論里來。

　　這種論戰(zhàn)實包括了“中西文化”和“社會史”大同小異的兩種論戰(zhàn)。我覺得應該說明的，上述的爭論，聚訟的中心舞臺在“文化”、“社會”，而不在“歷史”;論戰(zhàn)的代表性人物對政治目標或“道路”取向的關(guān)心，遠過于學術(shù)建設。這只要翻一下羅榮渠主編的《從西化到現(xiàn)代化》論爭文選前三編，所謂“西化”論(如胡適、陳獨秀)、“本位文化論”(如梁漱溟)，對中國歷史的論析，總喜歡一步直接進入“整體特征”的把握。他們的“歷史通感”由于沒有經(jīng)過嚴格的重新研究過濾，先入為主跟著自己的感覺走，不免容易把中國歷史(也包括西方歷史)的特征說死。這也包括后來發(fā)展出來的“中國化”的一批學者，如張申府、艾思奇。這些人物，嚴格說絕大多數(shù)都不入史家之林。還有一點，是到很后才逐漸清晰起來的，就是幾次“文化史討論”都潛伏著一種隱患，開了直到今天還有極大影響的“文化決定論”的先河。“文化決定論”，究其實質(zhì)也還是意識形態(tài)決定論。認定什么都最終是由文化特性決定的，與意識形態(tài)高于一切、決定一切，意味是差不多的;至少由前者走向后者，是一條暢通無阻的直道。

　　但是，若低估了這種論戰(zhàn)對新史學的影響，無疑也是不真實的。除了史家個人的政治傾向會或多或少影響到學術(shù)的因素而外，更重要的是，論戰(zhàn)對峙雙方，從不同的方向都給中國史學術(shù)重建輸送了一系列的“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則是史學創(chuàng)新意識不可或缺的能源。

　　這些“問題”大概可歸納為：中國目前的落后，是“東西”不同，抑或“先后”不同?是中國歷史根性決定的，還是中國歷史變遷決定的?改變落后，是按著西方的面貌來個根本改造，還是循著中國歷史內(nèi)在特性“舊邦維新”?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主要是靠外因，還是主要靠內(nèi)因?假若說有內(nèi)因，中國歷史能夠提供哪些根據(jù)?如此等等。

　　重讀當年論戰(zhàn)的文章，如同前十多年重復經(jīng)歷過的那樣，新舊名詞、概念滿天飛，各以“主義”爭勝，愈辯愈絕對化、極端化;時間長了，唱的人還在不停地唱，可聽的人就會因無甚新意而起厭倦和懷疑。中國歷史真的是象他們說的“一、二、三”那樣簡單嗎?在爭論“我”好與壞，“我” 應該變成什么之前，是不是應該先弄清究竟“我是什么”?“我”是怎么走過來的?即使舊史不可靠甚至有偽史的成份，那客觀的真史(“真我”)又如何而得?

　　到了這個關(guān)節(jié)，史學家與政治家，以及那些隨時都想變成政治家的“道德家”的分道揚鑣就開始了。如果道德家看重的是“善”，政治家看重的是“利”(即富強等等)，那趨向科學主義的史學家，更為看重“真”。蘇格拉底的“認識我自己”，就轉(zhuǎn)換成“認識我中國”。由此，關(guān)心的重點必轉(zhuǎn)向認識論，亦即治史的方法 ——如何尋求真史?他們不再滿足于演繹，而相信歸納法的運用或許更為可靠。

　　傅斯年曾經(jīng)是“五四”運動的一位學生領(lǐng)袖，參與了“火燒趙家樓”著名事件。但在留學歸來辦史語所時，他的心態(tài)已大變。許多生前友朋的追憶都說到他是因不滿政治而轉(zhuǎn)入學問一途的。在他的文集里，能找到的最有力證據(jù)，便是1942年寫給胡適的回信。此時病中的傅斯年，大約躺在病床上曾經(jīng)多次為自己“放過電影”。信中對老師說道：“病中想來，我之性格，雖有長有短，而實在是一個愛國之人，雖也不免好名，然總比別人好名少多矣……我本心不滿于政治社會，又看不出好路線之故，而思進入學問，偏又不能忘此生民，在此門里門外跑來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遠，進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無成也。”(《選集》“致胡適書”)信中“看不出好路線之故”與“不能忘此生民”兩語最堪回味。

　　對于要不要運用社會科學理論于歷史研究，也有許多批評。嚴耕望先生在《治史三節(jié)》里多次說到，他贊同運用各種社會科學方法與理論作為治史工作的輔助工具。但各種社會科學理論在史學的運用也各有局限，不能恃為萬應靈丹。他特別反感每一論題大體都先有了一個結(jié)論或意念，這個結(jié)論或意念是由他們奉為神圣的主義思想推演出來的，然后拿這個結(jié)論或意念作為標準，在史書中搜錄與此批準相合的史料，來證成其說。中國史書極多，史料豐富，拿一個任何主觀的標準去搜集材料，幾乎都可以找到若干史料來證成其主觀意念，何況有時還將史料加以割裂與曲解。這一批評在今日仍當為我們治史的人時時警惕，而其所指俱有事實根據(jù)，毋需例證。前即硬指西周為“奴隸社會”，后則有“四人幫”評法批儒，發(fā)展到了極致，參與其中的不少亦是名忝史林的人。

　　對社會科學理論的誤用，除了政治的原因外，也多半有功利之心的污染，久處鮑魚之肆，平時弄習慣了，不以為非。隨手就可舉出一例�，F(xiàn)行的許多《通史》在每一大王朝末，必大書階級矛盾尖銳，以作農(nóng)民起義爆發(fā)的背景。到大明王朝，萬歷皇帝為三皇子婚禮動用戶部銀二千四百萬兩，敕令湖廣、山東、河南三省撥田四萬頃于福王，這兩項都是必寫的。黃仁宇就揭穿兩事俱不實。前者是皇帝故意出難題，要知道這二千四百萬的數(shù)字，等于整整三年半全國的收入銀兩的總數(shù)，稍用腦就知道怎么可能?當時也果然把戶部尚書楊俊民嚇死在任所，萬歷帝總算達到了報復朝臣力阻他想立常洵為太子的目的，出了一口惡氣。后者先沒有弄清這是給“佃金”(由地方政府所交的官田現(xiàn)金津貼)，而不是直接賜給由其自己管理的“莊田”，這數(shù)字又是皇帝漫天叫價，明知也達不到;福王實際年收入是二萬兩，離此“指標”遠甚(詳參《放寬歷史的視界》“明《太宗實錄》的年終統(tǒng)計”)。久治中國古代史的不會不知道，我國古來對數(shù)字沒有概念，成千成萬大而化之說的不少。“千百萬”，是千萬還是百萬?說的人嘴無遮攔，無非極其形容。例如崇禎時堵允錫上奏，說“長沙、善化兩邑，舊額百萬畝，令人藩封者，且七八十萬畝”，日本學者清水泰次在 1928年就作文考證，證明堵純屬“信口胡說”(《投獻考》，轉(zhuǎn)引自黃仁宇前書)。數(shù)字不顧史實隨己意夸大，也包括了很權(quán)威的所謂“封建社會中國農(nóng)民要交地租七成、八成”說法，到了我接觸地方經(jīng)濟史時，才弄明白這是一種“數(shù)字游戲”(專題研討時會說到)。為什么會鬧這么多的笑話?就是先入為主，屈從風氣，見了這等材料，不假思索就用上，甚至不惜在數(shù)字上做手腳。這種“以論代史”，在“文革”前就已經(jīng)很厲害，不是到了“四人幫”時期才這樣。

　　余英時也介紹過楊聯(lián)升先生在這方面的一些見解。楊先生為清華經(jīng)濟系出身，早年對經(jīng)濟學和社會經(jīng)濟史有濃厚興趣，后來擴展到社會科學的其它領(lǐng)域。恰好 40-50年代，史學和社會學科合流在美國蔚然成風尚，先生原有的治學傾向也因此發(fā)揮到淋漓盡致。他的《侈靡論》從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思想史上發(fā)掘出一種近乎現(xiàn)代凱恩斯以來所強調(diào)的關(guān)于消費的理論。到60年代，在歐美“漢學界”主張以社會學科代替漢學的人逐漸多起來，并在《亞洲學報》上展開熱烈爭論。楊先生始終守住一條，“訓詁治史”是治史的基本立場，如果解釋與事實之間發(fā)生沖突，則必然尊重事實，放棄解釋。他對美國“漢學”后起之秀往往富于想象力，抓著幾條感興趣的史料便急著運用，“誤認天上的浮云為地平線上的樹木”，妄發(fā)議論，提出了不客氣的批評(參《錢穆與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這種風氣，據(jù)我所知，現(xiàn)在的美國“漢學”研究中還時有發(fā)生。我們也應以此為戒。

　　這些都說明“實證”與“詮釋”，并不注定是相互對立的，關(guān)鍵在史家必須遵循基本的史德。它們理應成為一對好朋友，互濟互補。我們很難舍割任何一方。

　　除了上面說的基本路向外，也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治史路線，其中以錢穆、陳寅恪最具影響，我想陳垣先生亦當屬于這一類型�，F(xiàn)在一般有稱之為“民族本位論者 ”的，也有呼之為“文化保守主義”的，還須仔細推敲。他們的研究，一方面也接受了來自西學的影響，實證的、邏輯的論述方法，以及人文觀念的關(guān)照，都有許多與古賢迥異的新識見，另一方面卻極端反感對本國歷史文化的虛無主義態(tài)度和淺薄狂妄的進化觀，以及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譴”(將我們當今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推諉于古人)，力持對本國已往的歷史必須有“溫情與敬意”(以上為錢穆《引論》所言)。強調(diào)“國可亡，而史不可滅。今日國雖幸存，而國史已失其正統(tǒng)，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1929年陳寅恪《吾國學術(shù)之現(xiàn)狀及清華之職責》)對于他們，典型的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都視之為“保守”，自在情理之中(如胡適就譏諷寅恪先生頗有“遺少”氣味)。時至今日，這種印象仍磨滅不去，如認定“陳氏史學是中國現(xiàn)代學人對古代傳統(tǒng)史學的總結(jié)，從陳氏起，也就宣告了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終結(jié)”(任繼愈為《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所作“序”)，或者說“陳寅恪是繼王國維之后的唯一中國文化亡靈守護人”(李jié@③語)。我知道后者與前者的意味南轅北轍，決不可相混，但有一點是明白的：我們今天當如何評估這一類型的學者，仍是一個未有確論的懸案。個人的認識已寫在《歷史檢討的視域及其多義性》一文中，此處不再重復(載《中西文化交流》1999年集刊)。

　　余話

　　“回顧”行將結(jié)束。很明顯，這里給出的只能是極為粗略的輪廓，主要著眼于本世紀史家的治史路向。有關(guān)諸史家具體的研究成果以及諸多精警的學術(shù)創(chuàng)見，待到相關(guān)專題討論時，將盡自己所知，酌情地再作推薦。

　　20世紀史家的各種治史路向說明，從重估中國歷史的同一源頭出發(fā)，沖出的卻是兩條河床：一種是實證的、邏輯的、工具性的，他們關(guān)注的重點在“我們的歷史是什么”;一種是價值的、體驗的、批判性的，他們關(guān)心的是“歷史給了我們什么”。正因為如此，要說20世紀史學的精彩，正來源于這種內(nèi)在的緊張，才顯得出它多姿多彩，特別耐人尋味。一旦這種緊張，因外在的或內(nèi)在的原因消失，史學也就會失去它的光彩。

　　在我看來，史學的這種兩難景況，恰好與歷史的實相是非常吻合的。歷史，人類的歷史，總不離“歷史領(lǐng)著我們走”，或是“我們領(lǐng)著歷史走”兩大路向，似乎歷史就生存在這兩種對峙的張力構(gòu)成的 “物理場”里。任何想擺脫約束，執(zhí)著一種路向獨斷孤行，結(jié)果都被重新拉回到“歷史場”里來。在這種時候，不能不使人正視：歷史的真諦究竟是什么?我們是不是真正領(lǐng)悟了它的真諦?

　　有人說，史學不應該與哲學相摻和，因為歷史是不以人的意志轉(zhuǎn)移的客觀存在，實證才是它的真正本色。但我卻總好喜歡往反方向去想：史家假若沒有了對人類命運的根本性關(guān)懷，沒有了對人性的深刻反省，我們是不是很容易被歷史的沉重拖到海底，再浮不到海面上，向世人說清楚：大海的故事究竟精彩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