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眼中的中國教育——青春殘酷

　　我只是覺得中國在教育問題上是比全世界都要嚴酷的，學生經受了青春期的考驗、考試的考驗、情感的考驗，在三種考驗下面被推上了一個極致的危機，所以產生極致的行為。——嚴歌苓

　　從小說《陸犯焉識》到電影《歸來》的光影剛退，作家嚴歌苓立刻捧出的是長篇教育題材小說《老師好美》，也談妥了電影改編的版權。作為好萊塢編劇，她現在更多的在干“副業(yè)”——寫小說，如果有飯吃，她可不愿意當編劇。

　　為什么忽然跳到了中國教育題材的寫作？嚴歌苓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來自2007年一次和姜文吃飯，姜文推薦給她一則社會新聞：兩個高三男生同時愛上了他們45歲的女班主任，一個男生殺了另一個，殺人者被判死刑。這引發(fā)了嚴歌苓對教育狀況的關注，她斷斷續(xù)續(xù)在北京、安徽等中學采訪，發(fā)現高考重壓之下，產生了一系列的畸形教育、畸形關系。

　　嚴歌苓在20萬字的小說《老師好美》里，深入師生三人的心靈，試圖梳理錯位的愛導致誤解的錯綜線索。小說的結尾，她讓那位36歲的女教師被報復的學生家屬打死了。

　　在北京單向街的新書發(fā)布會上，一個女學生告訴嚴歌苓，那個女老師是她的班主任，她父親剛好是那起案件的主審法官。她的班主任被開除后，現在每天打麻將。

　　“好像全班90%都有青春期抑郁癥”

　　南方周末：為什么起《老師好美》這個書名？

　　嚴歌苓：我失學很早，接觸的老師少，我覺得老師是特別美好的職業(yè)，也是我特別尊重的一種人。我小說里描寫的這個老師，身兼各種女性角色，但首先是一個很美的女性，我就把一聲贊嘆放進去：“老師好美”。

　　還有一些反諷的意思在里面，不完全是歌頌，是一個美的女老師帶來一系列的災難。它有一個很廣泛的意義，包括我們對教師的理想，究竟教師應該是什么樣子，整個悲劇就是因為這離理想非常遠。

　　南方周末：你是怎么樣想起來寫教育題材的小說？

　　嚴歌苓：姜文告訴我那個故事之后，我特別震驚，之前我從來沒有意識到高三學生的困境。我哥哥的孩子高三時，有一次我們談起青春期抑郁癥，我說抑郁癥有很多外形上的表現，比如走路愛駝背，眼神游離，思想不集中，她說你這一形容，好像我們全班90%都有青春期抑郁癥。這些事情結合到一起，我覺得高三學生太苦了。我聯(lián)想到事件中的學生，為什么在這種強壓下會對一絲溫情或者一點似是而非的女性關懷，會像救命稻草一樣緊緊抓住，以至于發(fā)生殺人這樣極致的行為。

　　南方周末：你看了那則社會新聞之后，有沒有到那地方去了解那件事發(fā)生的真實情況？

　　嚴歌苓：我不愿意被這個故事框住，有一個啟迪我，讓我警醒的故事就夠了。本身的故事情節(jié)會影響我深入虛構。我有一個基本道德，如果我采訪了當事人我不會寫，會覺得自己有點害人家，我不是一個記者。人家如果把很心里的秘密告訴我了，我會很為難，究竟用還是不用？

　　真實事件中，是一個公務員的孩子把一個開公司的人的孩子殺了。殺人者的父母之前是離異了，也是極缺母愛的�，F在很多情況是母親變成虎媽，不知道是愛什么，愛她心里的一個厚望；要不就是缺席，心在身不在。我很多朋友都是在外面忙得不得了，家里條件很好，但孩子就在家里跟著保姆吃方便面。錢成了一種愛的代用券。這方面西方的父母做得很好，他們都是親力親為。

　　很難知道學生們最心底的秘密

　　南方周末：為寫小說你做了哪些采訪調查工作？

　　嚴歌苓：我看完這個故事，第二年開始寫，先在北京采訪了一個學校，后來我哥哥幫我聯(lián)系了我侄女讀過的重點學校，她的班主任是當地最好的語文教師。我通過跟他和一群教師座談，越來越覺得我對高中的生活了解不夠。寫了大概有三分之一就不敢往下寫了。

　　理想狀態(tài)是我能像家長跟學生一樣接觸，或者像普通教師和學生接觸，但不可能，有一個學校竟然跟我說他們學校是保密的，不準人隨便進去看。

　　南方周末：一般學校都很難進去。

　　嚴歌苓：我就必須通過一些朋友（介紹），學校說嚴歌苓來我們當然很歡迎。但整個學校已經做了準備，不是我隨便闖進一個班，坐下來就可以跟學生聊。學校組織了好多座談，讓你看到他們想讓你看到的。

　　我私下跟學生建立了一些網絡通信，他們說在北京的學生是非常幸運的，壓力沒有其他城市的中學生那么大。其實這些北京的中學生每天已經只能睡四五個小時了。一個青春發(fā)育的孩子，如果得不到適當的睡眠，會影響他對世界的看法。

　　陸續(xù)我又在其他的學校做了幾年采訪，跟考上大學的、沒考上大學的以及職業(yè)學校的學生做了一些交談，覺得只能這樣了，就開始寫了�；�本上還是本著我對目前教育狀況的一些思考，大部分是虛構的。完全的丑陋我寫不出來，有人評價我是絕望的理想主義者，我還是企圖在人和人的關系里找出情有可原的地方。

　　南方周末：你每次到學校有多長時間？

　　嚴歌苓：也就兩三天，第一個學校時間長一點。一個教導主任講了學生去咨詢心理醫(yī)生，咨詢師說現在這些學生會情不自禁地撒謊，他找心理醫(yī)生本來是想解開他的一些心結，但實際上卻并不會講真話。中國的孩子從小都有防范意識。

　　我有一個美國的朋友小時候受到性侵犯，她在推特上面寫：上帝就是一個小孩的性虐待者。她的那種勇敢的程度，那種魯莽、直接，讓我佩服。但在我們的社會環(huán)境中，很難知道孩子們最心底的秘密。

　　南方周末：這幾年接觸學校，你覺得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嚴歌苓：最大的問題在高中的最后一年，甚至高二下半年起，全部在背考題，背完又報復性地遺忘。讓一個高中生天天背，他對教育不反感透頂了嗎？我有一個好朋友是德國老太太，她說孩子天生有求知的熱情，你讓他感覺到學習是一種苦事，這就完了。

　　南方周末：你小說中寫到被害的學生總是失眠，這跟你采訪得來的真實情況一致嗎？

　　嚴歌苓：失眠的很多。為了幫助考試，民間賣很多藥，這些補腦的東西是讓人興奮的，把孩子搞得病態(tài)興奮，很多孩子從不夠睡到最后睡不著了。我年輕時，就是從不夠睡忽然變成一個失眠者。

　　有認老師做干媽、老師認學生是干兒子的

　　南方周末：據你了解，現在中學里的師生關系是怎么樣的？

　　嚴歌苓：現在的師生關系中，有很多是學生都不尊重老師，給老師起很多外號，關系比較對立。學生跟我通信的時候把他們聊天的內容給我看，雖然寫的都是中國字，但我不完全能懂他們在說什么�，F在孩子獨立意識很強，又是有網絡這樣的私下溝通，我覺得他們已經形成了新的族類，你不懂他們的語言系統(tǒng)是無法跟他們溝通的。

　　我看的報道里，有認老師做干媽的、有老師認學生是干兒子的。這就是整個社會的大調侃、大調情造成的，見了誰都是美女、帥哥、哥哥、姐姐。這些表面親熱的后果，是他作為個體，似乎一切都是從一個大家庭、一個裙帶系統(tǒng)派生的。作為獨立個體所背負的責任，也就被模糊了。

　　你說這個老師是他們的情人、大姐、媽媽、班主任，通通包在一起，成為一個我稱之為“雌性的動物”，需要她做什么的時候她就是他們的什么。師不師，生不生。

　　南方周末：師生戀這件事放在今天這個語境下，有什么特殊性？

　　嚴歌苓：中外古今都有師生戀，但沒有一個是像我們今天這種在教育、高考的高壓下面。我的理解和設計是，兩個已經苦極了的小戰(zhàn)士，極度需要一個后方的人給他舔舔傷，給他一點能夠切中痛處、撓到癢處的關懷。但是沒有，他們內心是孤獨的，又在背水一戰(zhàn)高考，只有這個在他身邊的老師是所有溫情的化身。

　　孩子在青春萌動的時候是非常痛苦的，荷爾蒙忽高忽低，產生各種各樣的行為他自己都是不能控制，對于種痛苦我們應該給予認同。

　　中國在教育問題上又比全世界都要嚴酷，學生要經受青春期、考試、情感這三種考驗，正是在這三種考驗下，被推上了一個極致的危機，產生極致的行為。

　　南方周末：你寫的女教師的形象，好像是犧牲自己去維系這樣一個病態(tài)的關系，害怕影響他們的高考。

　　嚴歌苓：我去搜索了整個故事，所有的人對這個事情的看法，她是個優(yōu)秀教師，從來沒有缺過一天勤，得過很多優(yōu)秀教師的榮譽，她的兩篇教育論文都發(fā)表在權威的刊物上。從教師這個角度上來說，她是一個有才華、有能力而且盡職的老師。

　　南方周末：為什么你讓這個女老師最后死了？

　　嚴歌苓：我覺得死還是比較美的，她自殘，覺得無可挽救。

　　我當然不是把女班主任作為英雄人物來設定的。這是個復雜的人物，她產生了負面功效，但出發(fā)點又都是正面的，是情有可原的。她的復雜性在于她對自己身份界定的模糊和倫理道德觀的模糊。她是個可憐可愛又可恨的復雜人物。她原本是個很好的老師，除了照顧學生的學業(yè)，還十分關注他們的課外生活。但她不該在與男同學的接觸中迷失了自己，模糊了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那條道德線。一旦跨越了道德的鴻溝，悲劇便發(fā)生了。